法相宗在近代的复兴
　
陆月宏

　　清初以后，法相唯识早已凋零无闻，连相关的著作都没有了。直到清末民初，面对以逻辑、理性见长的西方科学，沉寂已久的法相唯识学，因其因明之长，碰到了复兴的大好机遇，被一批教界、学界杰出人士选为传统文化中最堪以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法宝、最为当机的法门，热情研习弘扬。法相唯识学的复兴，可以说是整个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与唐代法相宗学仅在寺僧中师徒相传不同，近代法相唯识学的弘传，居士和学者起了较僧尼更为重要的作用，比如杨文会居士，他是法相唯识学复兴的发动者，吏是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首发轫者，正是在他创办的“祗园精舍”里，培育出了僧俗两界弘扬法相唯识的旗帜性人物太虚和欧阳渐(欧阳竟无) 从此法脉浩荡，欣欣向荣，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由居士主持的专弘唯识学的教育机构，最有名的就是支那内学院。法相唯识之说从此走出佛教圈子，在不少高等学府被作为一门课来讲授，被不少学术界人士研究、阐扬。这是自法相唯识学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教界、学界学者不仅在各地研习、讲解唯识，校刻、注释、出版了多种唯识古籍，印行了不少概述唯识学义理的入门书，运用多种方法，对唯识学的源流、传承、典籍、义理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展开了讨论争议，率多从时代潮流着眼，强调唯识应时契机，论证弘扬此学堪以针治时弊。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他们也依唯识学对西方宗教、科学、哲学予以反击、批判。欧阳渐的著名讲演《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即是其中代表性的雄文。
　　几成千载绝学的法相唯识，在合宜的文化气候下，得以一度再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现代唯识学者怀着文化救国的热忱，适应时势，对唯识义理作了较为明白易晓的阐述，立足唯识学，对西方科学、哲学、宗教等的文化挑战作出回应，使唯识学盛况空前，在宗教与学术两大领域大放异彩，在社会多元文化中担当了重要角色，越出佛教范围，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传播于社会，对文化繁荣、社会进步，起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唯识学给世人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之本，帮助不少人建立起坚强的精神支柱，获得人生智慧，提升精神境界，其鼓舞向上、安慰人心、平衡社会心理，功不可没。晚近文化豪杰中，如梁启超、谭嗣同、章大炎、梁漱溟、熊十力、杨度等，皆曾研习唯识学，其精神、智慧、人格，与唯识学的陶铸关系甚深。
　　　　　　　　　　　　　　　　　　　　　　　　　　　
摘自《上海佛教》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