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经是对“法”之来源进行探讨。这里的“法”，是指缘起之法。

　　有一位婆罗门来造访佛陀，白佛言：“云何，瞿昙！(法)为自作自觉耶？”

　　佛回答说：“我说此是无记，自作自觉，此是无记。”佛陀既未肯定，也未否定，而是作“无记”，就是不可记说，不应该回答。如果从学术界的角度理解“无记”，就是无法回答，不知道怎么回答——当然，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为什么对于“自作自觉”无法记说呢？这位婆罗门深表纳闷，他问：“云何，我问自作自觉，说言无记；他作他觉，说言无记，此义云何？”怎么理解呢？总要给个说法吧。

　　佛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回答：“自作自觉则堕常见，他作他觉则堕断见，义说、法说，离此二边，处于中道而说法……”在这里，佛陀将“自作自觉”视为常见，为一边；而将“他作他觉”视为断见，为一边。也即说，无论是自作他作，还是自觉他觉，都是错误的观点。正确的观点是：既非自作自觉，亦非他作他觉。因为自与他的观点，都是属于两个极端。世间没有绝对的“绝对”，一切都是相对而言。所谓中道，即离此二边。

　　这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道理，在299经中，佛陀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缘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余人作”——这句话的意思与”非“自作自觉”与非“他作他觉”是一脉相承的；再看后面：“彼如来自觉此法，成等正觉”——这段话不是分明写得很清楚，即对于缘起大法，如来是“自觉其法”，这里的“自觉”，与后面的“自作自觉”有什么差别？我个人以为差别主要体现在二处。一者是说法对象的不同。第299经闻法对象是“异比丘”，是出家的佛弟子，对佛法有所了解；第300经的闻法对象是“异婆罗门”，是正统思想体系的形象代言人，与佛教在很多观点上完全不同。因此，虽然二经中皆有“自觉”二字，然其意大为不同。二者是深意迥异，立足点不同。前经中“自觉”，含有觉悟、透彻领会之义，这里“觉”的主体，无有自“我”；而后者的“自觉”，其主体为“我”。无论是自作还是他作，皆以“我”为中心主体。正是从“无我”的角度出发，佛陀才将“自作自觉”判定为“常见”；将一切与我无涉，否定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观点，视之为“断见”。我个人观点是，如果从这个视角去理解经文，应该不会有大错误。

　　另外需要说明一点，《杂阿含经》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即它的随机性与断续性。从随机性上讲，佛陀一生讲经布教，生活起居在多数情况下皆不固定。比如说携众弟子随顺而化，有时走累了(或者天气炎热缘故)，便坐到树荫下歇息片刻。此时佛陀便即兴作些开示，而这些开示是即时性的，随机性强，有时很有针对性。而正是这种语录性的即时开示，才是最真实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光大佛教的华夏佛弟子，应该从这些短小精焊的短经中汲取营，脚踏实地地做些实事，不要张口闭口“度化众生”。出家二部弟子就好像佛学院的老师，自己都一知半解，又如何教出好学生来？其二便是杂阿含的断续性。正是由于这种即席开示，造就了很多经文很短小，有时就一两句；而且不少经文意犹未尽，就好像是其他经文中的某一节或某一段。造成这种原因，是由于佛教的传承派系不同造成的。佛灭度约百年，教团分为上座、大众二部，其后二部又分出各种部派，因此各家传承的阿含经也渐有差异。其次，阿含虽有四分五分之说，然各家对于各部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具体体现在对四部阿含的排列方面(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

　　大众部：增一阿含、中阿含、长阿含、杂阿含；

　　化地部：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增一阿含；

　　有 部：杂阿含、长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

　　从上面三家对阿含的排列上看，各家由于其观点不同，对阿含各部的重视程度也大为不同。就我个人来讲，我比较青睐于《杂阿含》，这可能与我比较倾向于学术研究的情结有关。我觉得信仰有时候不能盲目，不能照单全收；在更多时候，我们需要理性，需要分析与判断。个人浅见是，人类一旦丧失了理性，就可能会陷于迷信。而迷信的结果是：夸大、神化、极度崇拜。我们需要偶尔的幻觉，同时也需要适度的理性。(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