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佛教规范的法源

第一节　法源概说
　　一、法源的定义
　　所谓“法源”，即“法律之渊源”的简称。历来法学者对此问题，因着眼点的不同，乃有不同的涵义。要言之有四说：
　　１．从效力着眼：从法律产生的效力的根源为何，即从“法效的权力到底是从何人或何处来的”为探讨的对象。例如，某法律如此这般规定，到底是神意，君主之意，或是人民的公意而来？又因为世俗的法律规范，大抵都是国家的产物，故亦可以说，“法源”就是国家的本质。
　　２．从历史着眼：从法律构成材料去追考其历史源流。例如婚姻、继承等制度，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周礼，在西方法制可追溯到中古时时期的寺院法(Canon Law)。这就是历史涵义的“法源”问题。
　　３．从实质着眼：从法律构成材料的各种不同的性质，去辨别其渊源。例如探讨此条文乃，上习惯演变的，那条文是渊源于某某信仰的，等等。
　　４．从形式着眼：从法律制订的程序去探究其渊源。例如某法律经立法机关三读通过，而另一法律只要行政机关订定即可，还有些法律且须经公民投票，凡此等等都是从法律的“成立之形式”来探究其渊源的(１)。
　　但在一般的用法，“法源”一词的指涉，并非与上列四者完全一致，而是指“某种法律规范的构成材料”，当然，此“材料”须具有法律效力。
　　此义未易令人明了，宜举例说明之。例如，吾人若问“官吏法的法源是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指：“规范国家各级公务员的法律，到底有哪一些？”也可是说：构成“官吏法的材料”是什么？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应是：举凡“宪法”、“刑法”、“民法”等法律，及各机关订定的规章命令、过去的惯例，乃至有关法院的判例……等等都是“官司吏法的法源”了。它们也就是：(１)研究“官吏法”时的对象，(２)实际管理与保障官吏(即适用法律)时的法律依据。这种对象与依据，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构成材料”，即是一般法学者所讲的“法源”。
　　
　　二、三类法源
　　然则，“法源”概念在佛教规范研究上，有何实益？
　　如第一章第一节第二项所述，如果从广义说，佛教的规范可以依“大乘戒”的范围，指三聚净戒——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这等于涵摄了佛教全部的“经”、“律”、“论”的所有“化教”与“制教”的佛法。换言之，在这广义的涵义下，所谓“佛教规范”的法源就变成浩无际涯了，这是不可能与不必要的。因此，吾人既已限定，本文所谓“佛教规范”，仅指“摄律仪戒”部分，即一般泛称的“戒律”便是(２)。换言之，如从“法源”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凡具有规范效力(或作用、性质)的戒律与清规，都是佛教规范的法源。如此才能厘清研究及适用戒律时流于含浑笼统的毛病。如佛门人士常引用的“戒学如捉贼，定学如缚贼，慧学如杀贼”、“无上菩提者，被于身为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应用三者，其致一也”等等属于高及原则性的理念，若运用到戒律的问题(成其实践)上来，就难免不生含学的流弊了(３)。
　　具体言之，吾人以为，中国佛教规范的“法源”，当有下列三类：
　　１．律藏所收辑的各部“广律”(内含戒经及犍度二部分)。
　　２．各种大乘戒典籍。
　　３．禅门清规。
　　此外，自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各代律师，尤其道宣以后的律师之著述，有关戒律的诠释与发展者，也可视作“间接法源”，应一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