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明入正理论”的内容特点及其传习
 
作者：虞愚

　　因明入正理论(Nyāyapravea)一卷，商羯罗主(akarasvāmin)造，唐玄奘于贞覌二十一年(647)在弘福寺译出。因明(Hetuvidya)一词，梵本原来没有，译者因为要表示出这部论的性质才加上去的。
　　作者商羯罗主的历史已难详考。据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说，商羯罗意云骨璅，是指自在天苦行时形销骨立之象，作者双亲少无子息，从天象乞便有生育，因而以天为主，立名为商羯罗主，亦称天主。从这一传说上可以推知作者的家庭事天，当属于婆罗门种姓。疏又说他出于陈那(Dignāga，c.450一520)门下。今从他的著作对于陈那晚年成熟的量论学说很少涉及，他可能是陈那早年的弟子。又陈那久在南印度案达罗一带讲学，而天主此论的主要内容后来也被吸收在南印泰弥儿语(Tamil)文学作品Manimekhalai之内，由这些事实的旁证，作者可能是南印度人。
　　本论之名“入正理”，有两层意义:其一，陈那早年关于因明的重要著作是正理门论(Nyāyamukha)。文字简奥，不易理解，本论之作即为正理门论入门阶梯，所以称为入正理。其二，正理是因明论法的通名，本论为通达论法的门径，所以称为入正理。窥基曾说此论作因明之阶渐，为正理之源由，这是很恰当的论断。
　　本论的全部内容，在开头有总括一颂说:能立(sādhana)与能破(dūaa)，及似(abhāsa)唯悟他(Parasainvida)。现量(Pratyaka)与比量(anumāna)，及似唯自悟(ātmasainvida)。这就是后人通说的“八门(能立、似能立等)二益(悟他、自悟)”，实际包涵了诸因明论所说的要义。
　　这八门二益虽然不出陈那诸论的范围，但本论是做了一番整理补充的工夫的。特别是在似能立(sādhanābhasa)一门里，依照宗(Pa－ka)、因(hetu)、喻(danata)三支整理出三十三过，以便实用，可说是一大进展。这三十三过是:似宗(Paksābhāsa)九过，其中相违(viruddha)五种，不极成(aprasiddha)或极成(prasiddha)四种；似因(hetvābhasa)十四过，其中不成(asiddha)四种，不定(anaikāntika)六种，相违四种；似喻(drstantābhāsa)十过，其中由于同法的(sādharmyena)五种，由于异法的(vaidharmyena)五种。本论对于这些过失，都作了简要的说明，并举了适当的例证，极易了解。
　　本论辨别三支过失那样的精细，完全是以构成论式的主要因素“因的三相”(trirūpa)为依据。这三相即遍是宗法性(Paksadharma－tva)，同品定有性(sapaksa　eva　sattvain)，异品遍无性(vipakse　cāsattvain　eva)。三相的理论虽然从世亲以来就已组成，又经过陈那用九句因刊定而渐臻完备，但到了商羯罗主才辨析得极其精微。象他对于因的初相分析，连带推论到宗的一支，需要将宗依即有法(dharmi，论题中的主辞)和能别(viesa，论题中的宾辞)，从宗体(整个论题)区别开来，而主张宗依的两部分须各别得到立论者和论敌的共同承认而达于极成。因此在似宗的九过里边就有了能别不极成(aprasiddhaviesana)、所别不极成(aprasiddhaviesya)，俱不极成(aprasi－ddhobhaya)三种，这些都是陈那著作中所未明白提出的。另外，他对因的第二、三相的分析，连带将陈那所立因过里的相违决定(viruddhāvyabaicāri)和四种相违——明确起来，不能不说是种学说上的发展。
　　本论是一部极其精简的著作，词约而意丰，但仍包括不尽，所以在论末更总结了一颂说，“已宣少句义，为始立方隅，其间理非理，妙辩于余处”，这是要学者更参照陈那所著的理门、因轮(Hetucakrahamau)等论而求深入的。
　　本论的内容和特点，大概如上。
　　本论在中国有汉文和藏文译本。
　　译者玄奘在印度游学时，对于因明到处参问，有着很高的造诣。他回国三年之后就译出了本论，可见他对此的重视。译本既出，玄奘又口授讲义，都是创闻新说，所以他门下诸师，奉为秘宝，竞作注疏。其中大庄严寺文轨和慈恩寺窥基所作尤为流行。轨疏四卷，制作较早，后称“旧疏”。基疏三卷，解释繁广，后称“大疏”。奘门最后惟窥基一系独盛，他门下慧沼相继撰义断三卷，纂要一卷，续疏(这是补足基疏末卷的)一卷；再传智周，又撰前记三卷，后记二卷，都简别他家异义而宣扬基师之说。此外还有道邑的义范三卷，道巘的义心一卷，如理的纂要记一卷，也是发挥基师学说的，可惜已佚失不传。
　　本论在玄奘门下，不但传习很盛，并且立破方法还被运用到各家著述之中，因而成为研究慈恩一宗必需通达的要籍。只是历时不久，即跟着此宗势力的衰微，而逐渐无人过问，倒是此论流传于日本，反得着很大的发扬，传承不绝，著述解说也极多。直到清代光绪二十一年(1895)。杨仁山居士从日本将窥基的大疏刻本取回中国，校刻流通，这才重新引起学人对于本论的研究，而逐渐得到进步。
　　本论曾有过两种藏文译本。初译的一种是从汉译本重翻，题为Jshad－mahi bstan－bcosrigs－pa－la hjug－pa。这是汉人胜藏主(Sin－gya－ju)和度语教童(Ston－gshon)所译。并经汉人法宝(chos－kyi rin－chen)校订，但误题本论作者之名为方象(Fang－siang，即是域龙的同意语，乃陈那一名的翻译)。后译的一种是从梵本直接译出“题为Jshad－ma rigs－parhjug－pohisgo。这是迦湿弥罗一切智拥(Sarvajaraksita)和度名称幢祥贤(Grags－pa rgyal－mtshan dpalbza－po)所译，时间较晚，故在布敦目录等旧录上未载。这一译本，大概是受了旧译本误题作者名字的影响，也将著论者题作陈那，并错认本论即是陈那所作的理门，而在译题之末加上一个“门(sgo)”字。以上两种译本都收入西藏大藏经丹珠尔中，经译部第九十五函(mdoce)，但德格版、卓尼版均缺第二种译本。又第二种译本1927年由V.Battacharyya校勘出版，收在G.O.S.no.39.为Nyāyapravea之第二部分。
　　就因为西藏译本上一再存在着错误，近人威提布萨那S.ch.Vidyabhushan印度逻辑史(A History of Indian Logic)中依据藏译详细介绍了本论，也看成它是理门同本而出于陈那手笔，由此在学者之间对于本论与理门是一是二，以及作者是陈那还是天主，引起很长久的争论，始终未得澄清认识。其实，如要相信最早传习此论的玄奘是学有师承的，那么，他说本论作者为天主，也一定确实不容置疑的。至于本论和理门完全为两事，则玄奘另有理门的译本存在，更不待分辨而明了。
　　本论的梵文原本因为一向受印度耆那教徒的重视而保存。在第十二世纪时，耆那教徒师子贤(Haribhadra)曾为之作注(vrtti)相继有胁天(Pārvadeva)的复注(pajikā)和吉祥目(sr eandra)的复注(tippana)现都存在。1930年A.B.Dhruva校勘了本论梵本和师子贤注、胁天复注原本，合此出版(Gackwad OrientalSeries no，38)，次年N.D.Mironov又从注书里辑出论本刊登于通报(T’ong Pao XXVⅢ，nos 1－2)，1933年宇井伯寿又对校各梵本勘成本论的定本，附载在所著佛教论理学之末(并还作了新的日文译本)，这样本论的原来面目就大白于世了。
现代佛学  195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