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因明研究中的几点反思
 
作者：杨恒刚

　　作为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之一的因明产生于古印度。我国唐朝高僧玄奘于公元645年，挟大量因明方面的著作学成回国。在他的带动下，包括其弟子在内的许多学者追随并潜心于此学问。国内系统研究因明的时期由此开始。
　　新因明传入我国的时间至今算来已有一千三百余年了。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消沉期，发展时断时续。这期间对其研究过程曾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唐朝初期，第二次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第三次发生在二十世纪80年代。综观其发展之路，可谓是几经曲折。当下看来，我国的因明研究仍旧谈不上乐观。虽始终有一批有识之士的专注与支撑，但不景气的现状却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有必要作一下该研究中的反思。
　　一、    研究范围方面
　　(一)藏传因明资料内地利用率不高
　　因明自古以来可以参考的文献就不太多。唐玄奘当年从印度带回了36部有关因明的著作，但可惜他直接翻译出的并不太多。后人虽有后续译出的，但终归数量有限。例如，陈那因明的八论中，仍缺《观三时论》的汉译本。法称因明七论中只有《释量论》和《正理滴论》的汉译本。在藏传因明中保存了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因明著作。前苏联著名学者彻尔巴茨基曾评价说：“藏族的因明著作可以与中世纪欧洲学术著作相匹敌”，“它忠实地保存了黄金时代的印度文明和印度哲学的最杰出的成果”。[1](p152)藏版因明虽优势明显，但在我国能精通藏汉文的学者终究是极小部分，这之中从事因明译介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故目前仍旧有大量的藏文著作未被汉化。我国内地学者研究范围大多集中在玄奘几部译著及其弟子著述上面。这不能不谓之一大遗憾。资料来源上的匮乏给后人深入理解因明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为只有尽可能详尽地占有了相关资料，才有利于我们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便于取舍。
　　(二)研究面窄
　　因明无论是论文数量还是专著数量都与西方逻辑无法比拟。现有的论文和著作大多都是对因明原著的解读。不可否认，这种做法是研究之本，倘连文章的思想、方法都没有研读明白何谈如何进一步去做。但问题是我们在这一阶段是不是花费的时间有些过长？毕竟一千多年过去了，西方逻辑早已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那个阶段。各种逻辑分支层出不穷，展示出了勃勃生机。相比之下，因明研究与之差距较明显。“藏传因明自11世纪恰巴曲森提出‘摄类’范畴以来，虽经萨迦、格鲁两派的宏发，但到近代似乎很少有进一步的发展。而汉传因明始终恪守在商羯罗主的八门二悟的框架内，”[2](P134)未能有效拓展研究范围，得不到新鲜血液的补充，造成了多年来我们在因明研究方面并未取得大的实质性进展。
　　二、    研究方法方面
　　(一)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引入
　　有人认为批判性思维是否定性的，即本质上是发现缺陷。然而，一个批判性思维者不仅限于此。因为质疑、批判是为了寻求理由或确保正当性，为我们的信念和行为进行理性奠基。[3](P2)所以，批判性思维也是建设性的。基于对批判性思维的这种认识，引入到因明研究中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通过批判性的眼光，我们可以发现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又可以为其更好的发展扫清障碍。只不过是这种批判性由于要冒比较大的风险，而少有人提出。保证每个人的思想观点的正确性及全面性是困难的，对大家都公认的经典论述的质疑，面临着本身被质疑和批判的风险。如唐代的吕才，对因明中的有些地方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在历史上有名的儒释之辩中最终以个人失败告终。批判性的代价使得一些即便有些想法的人也望而却步。
　　反观西方逻辑，与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正是由于《工具论》一书奠定了逻辑学之父的地位。但西方的可贵之处在于并未局限在对亚氏的东西肯定的圈子里，而是对有的地方进行了大胆的否定。如归纳逻辑的奠基人培根，他在其主要著作《新工具》中对亚氏的部分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虽然有的地方遭到了后人质疑，但进步意义是明显的。他书中提到的归纳逻辑，冲破了中世纪经院逻辑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使归纳推理在逻辑科学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后来，“归纳逻辑便成为普通逻辑的一个重要部分，与演绎推理并驾齐驱。”[4](P244)
　　由此看出，批判性有助于我们跳出圈子形成新思想，这对学科的发展是有益的。当然，每个人的看法由于其知识背景的不同，看问题难免出现偏差，有时还是错误的。但真理越辩越明，错误的东西可以在辩论中，在实践中得到洗礼。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促进我们对有些习以为常的问题进行深入思索，而这种思索有时可能就是重大发现的前奏。因此，可以说这方面的缺失正是我们亟待加强的。另一方面，社会还应努力创造一种包容氛围来直面批判性思想，让学术的东西在学术范围中解决，这本身也是社会趋向理性的表现。
　　(二)创新性亟需加强
　　创新是进步的灵魂。与西方逻辑本差不多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因明之所以和西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创新性的缺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没有创新就没有活力，没有活力就很难产生大的进步。
　　我们今天提到西方逻辑，恐怕没有人会仅仅想到《工具论》，因为如今的西方逻辑包含的分支太多了。数理逻辑、模态逻辑、认知逻辑、道义逻辑、模糊逻辑……创新给西方逻辑带来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这种创新值得因明根据自身实际加以借鉴。如此，才可以突破狭隘的研究范围，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认为要想在因明上有所创新首先要树立一种大的因明观。“大的因明观”指并非提起因明就限定在有关几部经典著作解读的圈子里。我们完全可以将基于该基础之上的由创新性所萌发的分支也包括在内。尽管这方面来看现在做的很不够，但至少这种意识是我们应该具备的。否则，我们就会固守传统，难有长进。
　　创新应建立在对问题发现的基础之上。汤用彤先生在谈到中国禅宗方面创新时说过“无革无以求发展，无因则必失其本真”。如果对传统的东西里边的内容都没搞懂，又何谈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呢？到头来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我国虽有因明的汉译本和藏译本，但由于汉译本是用文言文表述的，藏译本是用藏文表述的，文本中佛教义理性的东西比较多，理解上让人感觉晦涩艰深，加上语言障碍，使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因此，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写一部权威性的白话文翻译著作意义是相当大的。只有浅显易懂的东西才可以被多数人明白、引发思索，为理论创新创造条件。举例来说，谈起我国计算机教育专家谭浩强教授，学过C语言的几乎无人不晓。从80年代算起，由他编写的C语言在高校学生中的热度至今未减，并且创造出了个人编著图书发行量近5000万册的奇迹。C语言是计算机的基础语言，我国今天计算机科学上的创新与进步，与谭教授著作长期以来发挥的基础性影响是有联系的。2006年5月，谭教授在燕山大学做了一场讲座。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提及他的成功经验，他仅仅强调了个一个字--“懂”。如此简单而又深刻的结论或许会对因明的创新有所启发。
　　三、    社会功能方面
　　因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品。它出现的动因始于当时社会辩论需要，作为思维工具，由于掌握了因明真知的人对辩论中驳倒对手非常有帮助，吸引了社会中一些人的目光。但后来由于多方面原因，因明在这方面的优势一点点弱化。很多人对其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即便兴盛期的唐朝，它也仅在佛教寺院中传播。很大程度上不为外界所知晓，这就影响了它的社会影响力和发展空间。即便在佛学界中，因明也并非特别地受重视。“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两本佛学回顾性的著作可谓是面面俱道，唯缺因明。汉传因明由于并非佛学的必修课程，故真正研修它的佛界人士不多。在各类的中外佛学交流会上，很少见到过有因明的份。”[2](P133)它在现实中的尴尬程度可见一斑。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感觉因明的实用性欠缺，也就是说因明的社会功能需要进一步增强。一门学问一旦与社会脱节，势必会固步自封，最终导致萧条。因明曾经在认识论方面有过优势,但后来除了作为弘扬佛教教义的工具之外，与自然科学几乎没有什么瓜葛。最终越来越不为外界知晓与关注，渐成绝学。因明要想走出困境，还应在社会中找到生长点。 “为欲简持能立能破义中真实，故造斯论”指出了因明产生原因，但一味强调“破”、“立”则不利于突破既有框架。西方逻辑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它的产生与发展始终是与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的，为自然科学服务。同时反过来又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推动。在这种良性的互动下，使之始终充满了向前发展的活力。比如说，为严密表达哲学思想，与哲学相结合生成了逻辑哲学；为了消除自然语言中的歧义，理清句子的结构，与语言学结合生成了语言逻辑；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与计算机结合促进了对人工智能的研究……这些结合，既拓展了相关学科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又增强了自身的工具性作用，彰显了存在价值。
　　结  语
　　传入我国千余年的因明，早已融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不尽如人意。有些问题尽管由来已久，但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与之相比，西方逻辑却走出了一条相对成功的道路。因此，面对当下困境，我们有必要直面问题，认真进行反思，并结合社会实际，找到一条复兴之路。
　　[参考文献]
　　[1] 姚南强. 藏传佛教的逻辑 [J]. 西藏研究1994，(3).
　　[2]  姚南强. 略论新世纪的因明创新 [J]. 世界宗教研究，2003，(4)
　　[3]  武宏志. 刘春杰. 批判性思维  [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4] 马玉珂.  西方逻辑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