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明代佛教的实况和卖牒

 

在明太祖洪武五年(西元一三七二年)的统计，包括僧侣及道士，发出了度牒五万七千二百，翌年，新度者九千六百三十二人。明成祖永乐十六年(西元一四一八年)，限制全国度僧的定额为三万六千人，但是，僧尼数字依然增加，到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西元一四八六年)，在一年之中，实际发给的度牒，即有三十二万人，尽管自太祖以来，屡次限制度僧，以及试经制度的彻底推行，但此以数十万计的僧尼之存在，虽显示佛教教团之庞大，却不能掩蔽僧尼素质的低下。明代建国之初，为防伪滥僧的出现，制有作为僧侣名簿的周知册，对于合格者，一律免费发给度牒。然至后来，为了救济饥荒，政府即以一万份空名度牒出售，以粟十石，便可购得一份度牒，因此，便产生了卖牒的流弊。到了嘉靖以后，给牒变成了非买不给的卖牒制度，若不纳银，便不得成为僧尼。另一方面，许多人以高价买到度牒而成为僧人之后，便可躲避义务的劳动，免除了兵役，成了隐身山林、远离官吏追踪的不顺之民。如此一来，佛教界的素质低下，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至于一般的信仰者，大多亦仅专念于自我中心现世利益的追求，又以与其身分不相应地消费大量金钱，修建水陆法会等的斋会，也为社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弊害。正如上面所举谢肇浙所见的佛教大势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