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律学的勃兴

 

佛教，自古重视戒、定、慧三学。出家者以学习戒律为修习定学的基础，先经禅定的学习，始能进入慧学，所以，戒、定、慧三学，乃为修学佛道的历程。然在中国，先有对于汉译佛典研究的慧学，由慧学而得到戒、定二学，于是三学分立，就其个别的专门，而形成了宗派。故在中国，要强调知行并重和解行一致，以诫遍行三学。但在印度的佛教，以佛制的戒律为权威的根本，一面求其齐备，同时依之发展成为教团的历史。到了部派佛教时代，遂有个别齐备律藏的传持，而出现的萨婆多(有部)、昙无德(法藏部)、弥沙塞(化地部)、僧祇(大众部)，以及迦叶遗(饮光部)等有力的部派教团。在中国社会中的佛教，开始有教团的活动者，大约在西元五世纪之初；为应教团的需求，始有《十诵律》、《四分律》、《五分律》、《僧祇律》等部派的律藏，译成了汉文。然此与其说将印度的部派传播过来，毋宁说是为当时的中国佛教，面临着教团的形成及其经营的问题，提供了参考资料。此也正是中国有律学之始，因对各派的律藏研究之时，丝毫不受传统立场的制约，取舍抉择，完全自由。

 

在六朝之际的华北地方，采《僧祇律》；江南则用《十诵律》；受戒时也有依据《四分律》的，此后的佛寺生活，乃依以《十诵律》和《僧祇律》。北魏时代，五台山法聪的法系之下，出有道覆、慧光、道云、智首，起而研究四分律藏的流风，迄今依然压抑着僧祇律学的发展。尤其光统律师慧光(西元四六八─五三七年)的努力，使得《四分律》比起其他律藏之在内容和理解上，更为容易，因此，到了唐初，即有南出、相部、东塔之三部，成了四分律学上鼎足之势。当时，恰巧是在唐朝整备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之际，以其对于佛教政策之开展和密切的关系，遂使《四分律》遍及中国佛教的全体，确保了戒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