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和政治，虽有其个别的使命与领域，但在同一个社会上所形成的教团及国家之间，一定也有其密切的关系和深切的关联。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僧伽，本以其独有的戒律，形成为自治集团，极少受到国家或政治上的干涉，乃是享有治外法权的一群。这种将佛法与王法井然地区分出来的佛教，向中国东渐传播，发展在专制君主的社会中时，首先便受到有识之士的严厉批判。佛教在汉民族间，由信仰而学习西域沙门之出家的人数增加，进入佛寺，形成教团，开始了社会活动，这样的风气，渐渐地流行之时，便与社会及国家之间，发生了种种的关系和牵涉。中国的每一个人，见到出家人之不能像他们自己所愿望的那样而不顾念其家族者，这便成了问题。放下对于家中年老双亲的孝养，及其死后葬仪之办理，还有家族传统的祖先祭祀等家族社会中的孝道伦理之行为于不顾，独自出家为僧尼，而过寺院的生活。更严重的是由于僧尼之专念佛道的修行，同时在戒律的规定下，不得从事农耕的生产活动，连带着也免去了国民的税赋义务。由于这一不成文的法律，给予了僧尼的特权，游手好闲者之希望出家的人数，便急速地增加起来，因此也反映了社会的不安。佛寺及僧尼数字之增加，无异是增加了同样数字的消费者，一方面户口减少，国库减收，另一方面，对一般人而言，大大地增加了其生产以及课税的负担。佛寺之造立和僧尼之增加，固然是说明了佛教教团的繁荣，但其过度了的话，便会破坏到国家社会的均衡，适足与家族制度的社会以及国家的财政之利害，背道而驰。这对于为政者的立场来说，要其默然无语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