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真谛

 

江南的译业，虽活泼于刘宋初，但以齐梁二代的佛教昌隆而言，算是缓慢的。到了末期，因再由海路迎来了译经家而趋于隆盛。代表者便是真谛(Para-mārtha波罗末陀西元四九九─五六九年)。他是西印度人，应梁武帝之请，于大同十二年(西元五四六年)从海路到广州，梁武帝太清二年(西元五四八年)至建康，受到武帝的知遇，后因侯景之乱，移住富春(浙江省)，曾经一度回建康，旋避梁末战乱，开始辗转于豫章(江西省南昌)等地，即在流浪生活时，陈代宣帝太建元年(西元五六九年)寂于广州。然而，在此期间，他仍于颠沛流离之中，专念于经论的翻译，达四十九部百四十二卷，尤其译出《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大乘起信论》、《十七地论》、《决定藏论》、《中边分别论》、《转识论》、《金光明经》、《佛性论》、《唯识论》、《三无性论》、《阿毗达磨俱舍论释论》，而使中国出现了摄论宗及俱舍宗，同时为唯识学开了研究的端绪，给佛教教学上作了一大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