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魏晋的佛教

 

──经典之翻译与研究

 

第一节 魏‧吴的翻译家

 

在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活跃于江北的翻译家，有中印度的昙柯迦罗(Dharmakāla)、康居的康僧铠(Saṃghavarman)、安息的昙谛(Dharmottara)等，在江南则有吴之支谦、康居的康僧会等，值得注目。

 

其中的昙柯迦罗，于魏废帝嘉平二年(西元二五○年)在洛阳译出《僧祇戒本》，昙谛译出《四分律》的受戒作法《昙无德羯磨》，在此之前，中国僧尼仅知剃发而不悉正规的受戒作法(出家进入僧团的仪式，名为羯磨法)，此则为严正施行的张本，据说依此法而首先出家的中国人，便是朱士行。

 

朱士行是颍川(河南省)人，精通《般若经》，偶尔在洛阳讲《道行般若经》，发觉与原典不同，而知为不全，便于魏之甘露五年(西元二六○年)，从雍州(陕西省长安)出发，远赴于阗，得二万五千颂《般若经》的原典，由其弟子弗如檀，送至陈留仓垣(河南省开封县西北)的水南寺，他自己以八十岁的高寿，客死于于阗。至于其梵本，则由西晋时代来华的于阗人无罗叉以及河南的竺叔兰，于晋惠帝元康元年(西元二九一年)译出为二十卷的《放光般若经》。著名为魏废帝嘉平四年(西元二五二年)到洛阳的康僧铠译出的《无量寿经》二卷，现存有西晋的竺法护(Dharmarakṣa)所译，或刘宋的宝云所译等异说。

 

另有吴之支谦(字恭明)，为大月支人的后裔，幼时同其祖父法度，归化为中国，就学于支娄迦谶的门人支亮，受宠于孙权而为博士之同时，一方面担任东宫之辅导，一方面译出《大阿弥陀经》、《维摩经》、《瑞应本起经》、《大般泥洹经》等，并且依据《无量寿经》及《中本起经》，制成《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又为《了本生死经》作注解。

 

更有康僧会(西元？─二八○年)原为康居人，后从印度移居交趾(越南中部)，他便在该地出家。吴大帝赤乌十年(西元二四七年)到建业，译出阐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波罗蜜的《六度集经》等，但他的专长，则为从事于布教工作。他受到吴孙权的皈信，为他在江南首创建初寺，乃为有名的事。又据说他与支谦，均工于梵呗，且有美好的音声。可以推知，他是一位活跃民众教化的人物。

 

但是，像如此的翻译经典，是当时的西域及印度各地的僧侣，将各自所传承的东西，毫无秩序地带到中国，故其经典的内容，也无任何的统一可言，多属片断的译文，况且翻译者的本身，对中国语文亦不达练，由于他们语文知识的不足，加上译场不完备等原因，不用说，对于中国人是未必易于理解的。至于当时的蜀地，尚未有佛教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