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思想重心的共同转轨

　　儒、佛心性论的互动，首先表现为儒家人性思想推动了佛教学术思想由般若学向佛性论的转变，随后佛教的佛性论思潮又反过来影响儒学的转轨，推动儒学定位于性命之学。儒、佛学术思想重心转变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彼此心性论的互动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儒家人性论与佛教学术思想重心的转移

　　儒家亲向社会，关怀现世，热心人事，不敬鬼神，体现出一种重现世轻来世、重此岸轻彼岸的现实的人文精神。与这种精神相一致，儒家心性论是与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联系着的，儒家讲人性，是为了探讨伦理道德和治国之道的根据。儒家的现实的人文精神与心性论，作为中国的固有传统文化与佛教的外在文化力量，无形中又强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及时确立其心性理论重心，并影响其心性理论的发展轨迹。正是由于孟子性善论和「人皆可为尧舜」思想的影响，以及儒家学者对灵魂不灭论的批判，晋末宋初，竺道生在佛教般若学风行之际及时进行理论转轨，大力阐扬佛性论，并一反当时译出的佛典所讲有一部分人不能成佛的说法，鼓吹人人都有佛性，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其间可以明显地看出儒家心性论思想背景的影响。又印度佛教经典多讲众生的心性、讲佛性，虽然讲众生心性、佛性，实质上是指人性，但很少直接讲人性，而慧能的《坛经》则径直用人性这一术语，宣扬「人性本净」，实有以人性代替众生心性和佛性的思想倾向，从而使禅宗更鲜明地以人的心性问题为自身的理论要旨。这也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重视人、重视人性的传统观念对慧能思想发生作用的结果。

二、佛教心性论与儒家学术思想重心的定位

　　佛教对儒家心性论的影响，是与儒家的天人合一说、价值理想论，尤其是心性论思想的内在发展势态直接相关的。如前所述，儒家心性论尤其是先秦时期儒家心性论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不同派别的儒家学提出了种种观点，标志着中国学者对人的本性的认真探索。但不可讳言，儒家心性论也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一是缺乏心性论体系结构，论点多，论证少，实例多，分析少，片段论述多，系统阐明少。二是对心性论缺乏深刻严谨的本体论论证。印度佛教心性论具有庞大的思想体系，传入中国后，又援引儒家等中国传统的心性思想来调整、改造、充实自身，在理论上更博大精深又富于中国化特色，其优势构成对儒家学说，尤其是对儒家心性论的强烈冲击和巨大挑战。正是在这种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下，儒家典籍中涉及心性论思想较多的《孟子》、《大学》、《中庸》被表彰出来，与《论语》并列合称《四书》，形成儒家新的经典结构。同时宋代理学家们也把学术思想重心转移到心性论上，提倡「道德性命」之学，并自觉地从本体论的高度，探讨心性与人生问题，探讨伦理道德的终极根源与践履伦理道德的修养工夫。由于心性思想是宋代理学的核心问题，因此宋代理学也称为「心性之学」或「性理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