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

“禅”本来是古印度的一种宗教修行方法，往往与“定”合称，指通过心注一境而使心处于宁静思虑的状态以观悟特定对象或义理的思维修习活动。这种运用非理性的心理调控来引导人们精神活动的方法，曾在释迦牟尼成道及其创立佛教的活动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禅作为证得佛智以彻见人生与万物之本性的一种思维修习活动，在两汉时随着佛教的东渐而传人中国，在中土社会中形成了众多的禅学流派或禅系禅脉。从早期的安般禅、般若禅、念佛禅、楞伽禅、天台禅、华严禅，直到以禅命宗的禅宗。在禅宗中，又有如来禅、祖师禅、越祖分灯禅等不同的说法。即使同出于六祖惠能门下，因禅法的差异，又可分为马祖禅、石头禅、临济禅、曹洞禅等。太虚法师曾提出“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并具体谈到了中国佛学的特质之所以在禅的两点因缘：一是初来中国的佛教传教者的仪态风度以及他们的修禅持咒所成之神通妙用对国人的吸引力，促使人们进一步去探究深奥神秘的佛法，学人皆从禅中去参究，使中国佛学之特质在禅；二是中华文人士大夫大都崇尚简括综合的玄理要旨，品行上也好清高静逸，禅静修养，适于士人习俗之风尚，遂养成中国佛学在禅之特质。

禅的精神和修行方法深深地浸淫到中国佛教的方方面面，影响到教、净、律各派的发展。天台、华严、唯识和禅宗的思想奠基人或创宗者，都与禅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本身就是修习禅定的禅师，后来才向教理方面发展的。例如，天台宗的先驱者慧文、慧思都是北方著名的禅师，创宗者智顗本人也是一位禅师，所重在“止观法门”。他从慧思处传得慧文所创的“一心三观”禅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三谛圆融”、“一念三千”的观法，把“一心三观”与“诸法实相”联系起来，把种种禅法纳于其止观理论中，建构了天台宗独特的教观兼备的思想学说。再如三论宗，一向以弘传玄理而著称，但其理论先驱僧朗、僧诠、法朗等三论师也都颇重禅观，经常与禅师共论大义，切磋禅法，并力主定慧双举，盛弘般若三论。其他如法相唯识宗的“五重唯识观”，华严宗的“法界观”和“十重唯识观”等，都表明了禅观在教门中的地位。宋代以后，教与禅的融合更是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特点之一。

禅宗以禅得名，是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并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自菩提达摩始，禅学思想就循着僧睿、道生等融会空有两大系的路数将《楞伽》心性说与《般若》实相说融摄于禅学理论之中。禅宗初创，虽然对空有思想的侧重时有不同，但以《般若》破万法，以《楞伽》说心性，却是此系禅学始终保持的特色。惠能南宗的出现，更将整个禅学理论构建于空有两大系圆融无碍结合一体的产物——当下之心的基础上，奠定了在中国流传发展上千年之久的禅宗主流的思想基础。

禅学不仅是中国佛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传统的儒道两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理学代表人物朱熹无论从本体哲学还是修养功夫都有取于佛学，特别是禅学甚多。后颜元曾评价说，朱子之．学问是“半日读书，半日静坐，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王阳明受禅学与禅宗的影响更大，他曾说：“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门所谓良知。”王学之“致良知”与禅宗之“悟自心”非常相近。全真道南宗张伯端力倡道禅合流，对道教吸取、效法佛教禅宗“直探心源”的修行方法直言不讳。他不但将禅宗的修行方法直接纳入道教修养体系中，而且把佛教之“达本明性之道”看得比传统道教的“养命固形之术”更高。

禅与其他宗教派别最根本的差异在于怎样解脱人生的痛苦上。在价值选择上，禅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务实精神，认为人的幸福不在幻觉中而在现实里，不是抽象的实现而是具体的实现。因此，禅不把人生的幸福寄托于来世或彼岸王国，而是认为幸福就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就在生命的一念之心里。“平常心是道”。

中国的禅，既是一种人文理想，也是一种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独特修持方法，既是一种生命哲学，又是一种高超、平常和潇洒的生活艺术。禅的根本精神就在于超越。生命主体与宇宙客体等一系列人类所面临的矛盾，都是禅超越的对象。其超越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使人的情感得以宣泄，烦恼得以排除，心绪趋于稳定，痛苦得到缓解，心态归于平衡，提高生活意境。在充分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和人格尊严的基础上，确立人的内在本性与佛性的终极合一，从而使人获得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生命境界。

(摘自《佛学问答》洪修平、许颖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