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特色　

陈国灿　

　　玄学思想，就影响著对佛经经义的理解和翻译。使佛经中的一些义理得到玄学社会观的诠释，如作为大乘佛教的般若学说，本来是一种用否定的思辨方法去论证现实世界是虚幻不实的理论，而魏晋时的译经则将此种理论，用玄学的二“贵无”论来加以闸释，协助竺法护译经的聂承远等人即具这种思想顷向，後来释道安更是用“本无”的原理去阐明般若思想。
　　当佛教义理不易被国人所接受时，译经师们往往借助中国现实生活中通行的义埋来加以解释。概括地说，就是古代中国深深植根於文化生活各个层面的儒家的天命观、天人合一学说；老庄的虚无观，甚个被广大群众作为生活常规的纲常伦敦，再加上东方专制主义的皇权思想等等。
　　如此一来，印度佛教经典的许多义理传到中国後，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受到了改造，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因为如此，佛教才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认同、信仰，才得以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布。
　　洎至隋唐，佛教在中国已经得到高度的发展，中国的高僧们围绕著对佛经教义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作了许多新的发挥，产生了不同的宗派，这种新发展趋势又进一步使佛教更趋中国本土化，丰富了中国佛教的内涵。
　　佛经传入中国呈现出的中国化的特点，也必然影响到接踵而出现的中国佛教艺术，无论是佛寺的构建、佛窟的开凿，还是佛像的塑造，也都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在敦煌莫高窟、张掖马蹄寺、永靖炳灵寺的佛像浮雕、壁画绘像、满铺的彩绘极乐世界，天王菩萨们的造型、服饰等，也无不受到当世中国社会生活的感染。
　　因此，今天研究敦煌的佛教及佛教艺术，除了研究其与印度佛教的共性外，还应研究它的中国本土化的特性方面。如同对佛经的研究一样，应著意於佛教艺术的中国化特色，以及它中国化进程中特殊的中国意识形态文化背景。

摘自《普门学报》200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