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经卷在国内的散失

吕沛铭

    众所周知，掠夺经卷的外人主要是英国的斯坦因及法国的伯希和，其次是俄国的鄂登堡及日本的桔瑞超等。然而，本国的不肖份子也是掠夺者，这是不为一般人所注意。

    一九○○年五月，藏经洞为道士王圆箓无意间发现，初时他以为洞内经卷是祭神物品，于是拿一些送给敦煌县令汪宗翰。汪检看后知是古物，乃问王圆箓怎样得来，王诈称在莫高窟内偶然拾获，汪于是请王拾多些给他，王随后继续赠送，汪亦将所得一部份转送他人，这是经卷流散的开始，后来经卷辗转相送，有几卷为当时甘肃省学政(今称教育部长)叶昌炽所得，叶是一考古学者，见这些经卷，知是唐代遗物，乃建议省府藩台衙门派人到敦煌搜寻，并将所得运至兰州保管，但衙门却无动于中，当时王圆箓仍未公开他发现藏经洞的消息。

    一九○七年首位外国掠夺者斯坦因到敦煌，以重金引诱王圆箓，使他说出藏经洞的真相，并向他购得八千余经卷；次年伯希和亦到敦煌向王圆箓购得六千余卷，内有不少藏文及古西域文写本。其后俄人及日本人亦来掠夺，当时昏庸腐败的满清政府却懵然不知。一九○九年伯希和从法国再到北京，并携带一些经卷，出示给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教授罗振玉，同时公布敦煌发现藏经洞。罗振玉是考古学家，一见经卷知是无价之宝，即建议学部(即教育部)速派人往敦煌收购所余经卷，惟学部竟以节省开支为理由而拒绝。罗氏记此事云：“往者伯君希和告予，石室卷轴，尚有存者。予亟言之学部，移书甘陇，乃当道惜金，濡滞未决。予时备官太学，护陕甘总督者，适为毛实方伯，予之姻旧，总监督刘幼云京卿，与同乡里，与议购存太学，既有成说，学部争之。比既运京，复经盗窃，然其所存，尚六七千卷，归之京师图书馆。”[1] 为甚么学部初时“惜金”随后又“争之”？原因是后来估计购经及运费仅三千两而非初时万余两。至于经卷被盗情况，近代敦煌学者谢稚柳记云：“宣统元年(一九○九)，北京学部始令甘肃省将余经尽缴北京，则仅八千卷而已。初学部委新疆巡抚何彦升代表接收此项经卷，以大车装运北京。当车至北京打磨厂时，何彦升子何震彝先将大车接至其家，约同其岳父李盛铎、刘廷琛及方尔谦等，就其家选经卷中之精好者，悉行窃取，而将卷之较长者，一拆为二，以充八千之数，事为学部侍郎满人宝熙所悉，谋上章参奏，会武昌起义，事遂寝。”[2] 罗振玉复记经卷被窃后情况云：“遗书窃取，颇留都市，然或行剪字析，以易升斗；其佳者或挟持以要高价，或匿藏不以示人。”[3] 被窃经卷有多少，无从统计，传说以李盛铎所窃最多，他在一九三五年将部分四百余卷售与日本人。

    王圆箓自从揭露藏经洞被发现的消息后，恐怕经卷被人夺取，乃将一部分密藏于其他洞窟，并继续出售。一九一四年斯坦因第二次到敦煌，又向王圆箓购得六百余卷。一九四二年向达往敦煌查访经卷，事后记云：“民初张广建长甘，以石室写经为买官之券，民间所藏几为一空。民二十二(一九三三)任美锷漫游西北，……曾在敦煌一人家见到写经近二百卷，则敦煌私人所藏因未尽也。民二十七知敦煌县事某君于石室写经有特好，因此迭兴大狱，锁琅珰者不绝于途，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此之谓也。自是而后，敦煌人遂视此为祸水，凡藏有石室写经者，几无不讳莫如深，动色相告。余于三十一年十月抵敦，以之询人，辄不之应。三十二年二月以后，始辗转获见二十余卷。世变方殷，则此区区者将来或亦不免为有力者负之而趋，以致荡为云烟，化作劫灰！”[4]后数句尤为语重心长，盖出于感经卷散失之悲。史学家陈垣于其《敦煌劫余录》序文亦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二○○○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在此百年间，国人每谴责外人的掠取，而忽略评论本国人的窃夺。若不是当时满清政府的昏庸无能，敦煌文物当不会遭受如此厄运。北京图书馆所藏的经卷，及英法两国所掠的，已公开发表，最近台湾新文丰公司将这三处所藏的影印出版，名《敦煌宝藏》，藉此可窥这三处藏经的真面目。俄国及日本所藏的尚未全部公开。早期在国内流失者，估计有数千卷，部分已流出国外，详情无法知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