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广记》里的僧传
　
国威

　　《蜀中广记》的撰者曹学佺(1571——1646)《明史》卷288有传，述及他的著述：
　　初，梃击狱兴，刘廷元辈主疯颠。学诠著《野史纪略》，直书事本末，至六年秋，学诠迁陕西副使，未行，而廷元附魏忠贤大幸，乃助学佺私撰野史，淆乱国章．遂削籍，毁所镂板。巡按御史王政新，以尝荐学佺，亦勒闲住。广西大吏揣学佺必得重祸，羁留以待。知忠贤无意杀之，乃得释还。崇祯初，起广西副使，力辞不就。
　　家居二十年，著书所居石仓园中，为《石仓十二代诗选》，盛行于世。尝谓：“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欲修儒藏与鼎立，采撷四库书，因类分辑，十有余年，功未及竣，两京继覆。唐王立于闽中，起授大常卿。寻迁礼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进尚书，加太子太保。及事败，走入山中，投缳而死，年七十有四。诗文甚富，总名《石仓集》。万历中闽中文风颇盛，自学佺倡之，晚年更以殉节著云。
　　可见，曹学佺为官刚直，但在仕途上并不如意，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治学上，颇能引一时之风气。从传文来看，其治学方向为文史兼综。实际上，从现存著述来看，经学也是曹氏擅长之领域，故其治学理念上有浓厚的儒学背景，如撰写《野史纪略》时秉笔直书，即继承了董狐、齐太史等史官的优良传统。另外，曹氏有感于儒家著述的不成系统，乃立志纂修儒藏，积十余年之功，惜未成而遭遇动乱，其书不知所之，体例亦不见载，殊为可惜，否则尚能为今日儒藏编纂提供一个范例。
　　总之，曹氏是一个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处世标准的典型儒家知识分子，这在《蜀中广记》的撰写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蜀中广记》一书的体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结得很清楚： “目凡十二，曰名胜，曰边防，曰通释，曰人物，曰方物，曰仙，曰释，曰游宦，曰风俗，曰著作，曰诗话，曰画苑。”以今本观之，其顺序与卷数为：《名胜记》三十卷，《边防记)三十卷，《人物记》六卷，《宦游记》四卷，《蜀郡县古今通释记》四卷，《风俗记》四卷，《方物记》十二卷，《神仙记》十卷，《高僧记》十卷，《著作记》十卷，《诗话记》四卷， 《画苑记》四巷，合计一百零八卷。与地理直接相关的《名胜记》与《边防记》占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故《四库全书》将其归为地理类著作，是较为妥当的。明代钟惺在《蜀中名胜记序》中总结其体例之奇：“其书借郡邑为规，而纳山水其中；借山水为规，而纳事与诗文其中。择其柔嘉，撷其深秀，成一家言。”可见《名胜记》的体例是以地理为经、人文为纬，记述范围包括巴蜀地区的方方面面。《高僧记》屏弃了传统僧传中以十科或宗派分部的习惯，而是以川西道、川南道、川东道、川北道的顺序安排结构，亦体现了方志等地理书的行文特点。
　　由于采集范围极广，难免出现引证失当的情况，四库馆臣对此提出了批评：“其中如叙州府之高州，《明史·地理志》云：洪武五年，由州改县，正德十三年复为州。珙及筠、连三县隶焉。此书仍称高州为县，二县亦不为之属。又成都府之资阳县，《明史·地理志》属简州，此书不系简州，而别于仁寿、井研二县后，皆未免编次偶疏。”总体的评价还是很高的，甚至为其失误辩解：“盖援据既博，则精粗毕括，同异兼陈，亦事势之所必至，要之不害其大体。谈蜀中掌故者，终以《全蜀艺文志》及是书为取材之渊薮也。”《蜀中广记》以其保存的丰富资料，常为学者所引用，为巴蜀研究补益良多，亦无愧于这句评语。
　　曹学佺虽然是典型的儒家文人，但却具有浓厚的佛教情结。曹氏喜游佛寺，《蜀中广记》中关于佛教的景物、沿革等记载数不胜数。另外，曹氏广与僧人交往，且热心佛事，这些在其所留诗作中多有体现。上述因素不仅是他撰写《高僧记》的内部驱动力，并且也为他的著述提供了知识背景。从书中可以看出，曹学佺对佛教史籍是非常熟悉的，其所引文献都是采集广博、记载可信、价值较高的资料，如《高僧传》《续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作品，直到今天仍是研究中国古代佛教的基本史料。
　　　　　　　　　　　　　　　　　　　　　　　　　　　　　　
摘自《四川佛教》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