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西北
　
顾颉刚

　　佛教传入我国之时期，说者不同，有谓在汉哀帝时，有谓在汉明帝时，纷纭莫一。然东汉初期，佛教已久为中土所知，自属不可怀疑之事实。观明帝报楚王英之诏书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固以班示诸国。”文中已言及“浮屠” “伊蒲塞” “桑门”诸西土译名。而《魏书·释老志》更称“汉世沙门皆为赤衣”，即可见其一斑。佛教之东渐，说者谓有南北二路，南道循海，北道循陆。所谓陆道，即遵张骞凿空所通西城大道。而最重要者当推陆道。是西域一隅，不啻中印文化之媒介地。
　　《魏书·释老志》云：“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姑无论此说之确实与否，大月氏族要为佛教东渐最初之媒介人。大月氏本居于我国河西之地，以匈奴之压迫，率族西迁，臣服大夏而王其地。东汉初年，月氏族更南入印度，而成一雄据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帕米尔、印度之大帝国。初月氏之西迁，接受波斯拜火教(即袄教)而崇信之，及其南侵印度，更舍袄教而信佛教。其王名迦腻色迦即为一热心护法之人，故佛教颇盛行于月氏帝国。迦腻色迦王更举行佛教信徒之大集合于罽宾(即今克什米尔)，自是其地即成一佛教中心，历久不坠，且由此而四向传播焉。东汉末叶，中国对于西域之经营，渐不如前代之热烈。魏晋之间，中国更经长期之分裂与内乱，玉门关外无暇顾及，而侵占西域之匈奴，此时亦衰弱远徙，于是响之俯伏于两间之诸小国，得有自由发展之机会，葱岭以东诸国先受佛教之影响者，当推于阗。于阗与罽宾一山之隔，又尝为月氏所卵翼，其先接受佛教为意中事。由此而天山南北各国，殆无不受其熏陶而皈依三宝。三国时有朱士行者，尝至于阗求大乘法典，而东晋初年，苻坚割据中原，亦尝遣其将吕光西出玉门，于龟兹得其名僧鸩摩罗什以归。魏晋以后，西僧东来，络绎于途，皆西域之人。梁任公先生尝搜集东来古德而归纳其时代与国籍，谓“后汉三国以安息、月支、康居人为多；两晋以龟兹、罽宾人为多，南北朝则西域诸国与印度人中分势力，隋唐则印度人居优势而海南诸国也有来者。”是知魏晋之际，西域诸国佛教之盛行。即中国西行求法高僧，三四两世纪之时，其西游亦多止于今新疆之地，盖至此地已能够满足欲望也。
　　葱岭以东诸国所流行之佛教派别与其经典，则日人羽田亨之《西域文明史概论》中曾有论及。其言曰：“西域诸国究行何种经典?用何种语言文字以行佛典？此种记录，殊不端详。据近时探险发掘的结果，除梵语所著佛典以外，并于于阗、龟兹、焉耆等处，发现各地方言语翻译的经典，更发见多数以索格底语及突厥语译出的经典。直至今日，西域佛教经典非尽为梵语之原典，而各以其地方语翻译之经典，殆已证实上说无异。就所获经文及自古记录而观，知西域佛教之性质，大体于龟兹及焉耆一带地方为小乘教的势力，而以于阗地方为中心的南道诸国，则流行于大乘教。”
　　近代以来，各国学者探险新疆之结果，佛教之壁画、雕刻、经典与佛教寺院之遗迹，多有发现，尤足证明汉魏以后西域各地皆为佛教势力所笼罩。然此种繁盛之势力竟因环境之改变而渐就熄灭。西域一隅为中亚各民族之混合地，文化方面亦极综错之能事。佛教假此途以东渐，袄教、景教以及摩尼教，亦因此途而传入。然此诸教与佛教较，实若小巫之与大巫，故佛教仍能居其重要之地位。及摩诃末之教徒东临，佛教徒乃一蹶不振而为回教所代替矣。
　　佛教之东渐，不惟取得汉族之信仰，即氐羌、鲜卑与后世之蒙、藏诸族，亦莫不奉之惟谨。氐王苻坚尝遣兵征西域，其目的之一，乃在邀请名僧鸠摩罗什。羌王姚兴及鲜卑族之北魏帝亦皆佞佛。凉州在西域与内地之交通孔道，其土人亦多请胡语，信仰佛。敦煌、高昌之间，名僧辈出，也可知矣。若关中之地，则历代旧都，尝为中土佛教之中心，名刹丛林，梵音佛号，所在皆是。虽数为帝王所厄(如三武之乱)，然未几则复旧观，或较昔日益盛矣。
　　　　　　　　　　　　　　　　　　　　　　　　　　　　　　　　　
摘自《西北通讯》193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