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经、1216经：如前所述，婆耆舍尊者不及会吟诗，而且在辩才也有不俗的表现。不过辩才或者说能说会道本来是他的一个优点，但如果再往前一步变成“恃才”，这就反倒成为十分麻烦的缺点了。本经中说婆耆舍尊者“自以智慧堪能善说，于彼聪明梵行所生骄慢心”，也就是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过人之处，是其他人所不能及的，骄傲自满的情绪开始膨胀起来。但是从前面相关经典的记载中我们已经知道，婆耆舍的自我调控能力相当不错，他自己及时地觉察到这种骄慢心生起以及带来的害处，于是便开始反省自己：“我不利，不得利，得苦不得乐，我自以智慧轻慢于彼聪明梵行者，我今当说能生厌离偈”。厌离偈的主要内容是：“瞿昙莫生慢，断慢令无余，莫起慢觉想，莫退生变悔，莫悔覆于他，泥犁杀慢堕。”这里所说的是骄慢的种种过患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严重后果，如果骄慢不除，最坏的结局便会堕入地狱当中。相反，如果使自己时刻处于“正受”之中，不仅能够“除忧”，而且能“见道自摄持”。也就是说，在真正见道之前，所谓的“辩才”都是雕虫小技，并不靠谱儿，不足为荣。倘若真正能够见道，那时的辩才，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辩才无碍”。所以，真正的辩才，是建立在断惑证真的基础之上，这里才称得上“是故无碍辩，清清离诸盖”。经过不断的反省与精进，最后婆耆舍尊者终于证得了阿罗汉的修行果位。在1217经中，他对于过去和现在都进行了认真的思量。他“独一思惟，不放逸住，专修自业”，最后“逮得三明，身作证”，也就证得了阿罗汉的果位。他所证的阿罗汉，应该是属于“俱解脱”范畴，即能够证得三明神通。于是他在逮得三明之后，以偈颂的方式赞叹佛陀的伟大以及三明的殊胜。

　　本文末短要与辩才有关的话题。前段时间留意了一下相关佛教网站，得知现在很多企业管理都引进了佛教的管理理念。本人对管理学方面略知一二，佛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古印度传承期间，可以说在僧团管理上很有建树，比如说僧团的六和敬管理、戒律管理、信仰管理等等，独具特色。但是我个人以为，任何宗教既然能够延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到现在，在某一方面肯定具备一定的过人之处。但是我觉得商业集团在汲取佛教优秀管理理念的同时，一定要厘清二者的本质差别。最显著的差别在于二者奋斗的方向完全不同：佛教虽主张入世，但入世的初衷(本怀或根本目标)是离世；企业的最高目标是想方设法创造出更多的利润(或价值)。如果以创造更多价值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为托辞，那无疑是自欺欺人之举，稍懂《资本论》者自然是心知肚明。我的本意是——并非反对将佛教管理学思想融入现代企业管理，而是在融入的同时，尽力将佛教的普世价值(出世或超脱)同时引入。记得有位法师很有“辩才”，在谈到佛教管理思想时可谓头头是道，但惟独没有把佛教最核心的“出世”思想置于重点位置。我个人觉得，我们在宣讲佛教管理思想时，一要适当把握并处理好“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关系；二是要正确处理入世“辩才”与出世“辩才”之间的关系(即言与行之间的关系)。毕竟，世间辩才并不能保证做到“随缘不变”。真正的“不变”，那是需要真功夫的呀！(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