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九经(优婆迦经)：

　　本经主要叙述佛陀不称赞因邪盛(祭祀)大会而杀生，乃称赞不杀生者。

　　坦率地讲，这部经值得关注的地方，与其说佛陀主张不杀生，倒不如说佛陀对于祭祀所持的态度。我们从经典中可获知佛陀的思想观点，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先谈谈经典所述的主要经过(内容)。

　　有一位年少婆罗门，名叫优波迦。有一天他来到佛所拜望佛陀，试探性地提出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瞿昙！诸婆罗门常称叹邪盛大会，沙门瞿昙亦复称叹邪盛大会不？”

　　所谓邪盛，就是杀生祭祀的盛典。在佛教弟子看来，杀生取命是极端不慈悲、不人道的，甚至是自断慧根的愚痴、邪恶行径。如果在祭祀时杀害众生的性命，便是一种邪恶的祭祀，因而称之为“邪盛”。当然，我这种理解，可能有些牵强，且有望文生义的嫌疑。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明白，“诸婆罗门常称叹邪盛大会”，为什么要“称叹”？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婆罗门种姓以及婆罗门教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便可以知晓其中的原委。其实婆罗门教是一种典型的有神崇拜，他们信奉大梵天与各种自然神(据说有三十三种)，湿婆及毗湿奴被列为后来印度教的最高神。最古的圣典《梨俱吠陀》，便是对诸神的赞歌诗集。而《吠陀》圣典的特征之一，是具有强烈的祭祀万能主义倾向，而且这种祭祀万能的主义却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历史传统，继而发展成被各阶层民众普遍接受的某种惯性思维。这种惯性思惟一旦得到强化(或蛊惑与煽动)，那么其所造成的后果便是极其可怕的，且具有极强的盲目性、破坏性。

　　祭祀万能的思想倾向并不是古印度的专利。如果上推两千年(或者更久)，祭祀的风俗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也就是说，祭祀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某种文化共性。比如说在中国的奴隶社会早期，便存在着拿活人殉葬的习俗；在两军交战前，有时会在誓师大会下，当众砍下俘奴的首级来祭旗……这些现象都可以视为拿活人做祭祀。后来文化发展了，民众的觉悟有了提高，出现了反抗情绪；经过道学家们的说教(在中国比如说孔孟等老夫子)，统治者们开始反省——事实上统治阶级内部对人祭问题也多有分歧，比如说妃子并不怎么情愿为国君陪葬。也就是说，祭祀的最初或许并不是用来孝敬天神的，却很可能是以活人殉葬形式而存在。后来统治者良心发现，觉得用人祭祀太不人道，于是改用动物，比如说用牛、羊、猪之类作为祭祀的牺牲品。当然过去皇帝生前死后都要讲尊严，讲排场，需要大批的人类和动物给他作殉葬，如此便出现了一些替代品，诸如西安秦始皇的兵马俑以及阳陵，都出土了大批陶制的马匹、牛羊之类的陪葬品。另外，在牺牲品方面也很讲究，它们中间也很讲究等级(比如说羊比猪的级别要高)，甚至在毛色是否纯净方面也有多种规矩。祭祀这种风俗，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乡村里，还是不同程度地保存着。比如说在偏远地区的土地庙，便时常看到用猪头作为供品的现象。

　　那么佛陀对于祭祀是持何种态度呢？佛陀回答说：

　　“我不一向称叹，或有邪盛大会可称叹，或有邪盛大会不可称叹。”

　　佛陀在这里的真实态度是什么？我们从这句回答中，隐约地看到佛陀其实是不反对祭祀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在祭祀时，不能杀生，因为杀生是佛陀制定的性戒之一，是需要严格遵守的，任何杀生行为——自寻短路(即自杀)、夺他性命、在一旁无动于衷甚或赞叹，都是不慈悲的，都是不是正信的佛教徒所为的。因为在祭祀大会时，那些婆罗门教徒会将牛羊全部捆绑起来，致使它们“逼近苦切、鞭笞恐怛，悲泣号呼”，实在是太悲惨、太不人道了！这样的祭祀大会，身为堂堂的佛陀，怎么会去称叹呢？不要说佛陀了，就连那些被祭祀的对象——诸天神们，也会于心不忍啊！

　　相反，如果不用这些无辜的牛羊去做祭祀品，“不系缚群牛，乃至不令众生辛苦作役者”，这样的祭祀大会，佛陀还是给予肯定与赞赏的。最后佛陀以偈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总结：

　　马祀等大会，造诸大难事，如是等邪盛，大仙不称叹。

　　系缚诺众生，杀害微细虫，是非为正会，大仙不随顺。

　　若不害众生，造作众难者，是等名正会，大仙随称叹。

　　惠施修供养，为应法邪盛，施者清净心，梵行良福田。

　　如是大会者，是则罗汉会，是会得大果，诸天皆欢喜。

　　自行恭敬请，自手而施与，彼我悉清净，是施得大果。

　　慧者如是施，信心应解脱，无罪乐世间，智者往生彼。

　　由于婆罗门的祭祀，我不禁联想起佛教的布施，以及后来的道场中的各种经忏(水陆、焰口、蒙山、梁皇、供天……)，以及藏传佛教中的那些装神弄鬼的伎俩……这一切的一切之中，与婆罗门的祭祀，难道也存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或秘而不宣？)内在的联系么？这纯粹是我个人的胡思乱想，不屑细究也。(2010年元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