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辽之帝室与佛教

 

建立辽国的契丹族，在南北朝之际，乃系据于潢水之南及黄龙之北的一个游牧民族，元魏之时，开始自号契丹，所属八部，到了唐时，耶律阿保机，兼并八部，统而为一，于西元九一六年，自称天皇王，都于东部蒙古的临潢。这便是契丹帝国，辽王朝的诞生。此后，保持了约二百年的王统。阿保机，便是辽太祖。

 

辽之领土，包括满州、蒙古，以及河北、山西之一部(燕云十六州)。在其领土之内，渤海人及汉人，占的比率很大。从其建国之初，即崇信佛教，佛教在辽王朝时代，被尊为国教。西元九一二年，首在临潢建立天雄寺，第二代的太宗，又营造安国寺。太宗信仰观音，尝为祈愿皇太后的疾病痊愈，举行斋僧的佛事。佛教因受皇室的皈依，迅速地隆盛起来，从其国力最盛的圣宗时代，经兴宗，至道宗，也是辽之佛教的全盛时期。可是，辽朝崇佛行为，并非出发于纯粹的宗教信心。因为，当异民族压迫汉民族，支配着汉民族所居中国之一部或全部之时，在特异的征服王朝的政治情况下，佛教的处境，当然和从来的汉民族的情形不同。

 

最初，契丹族的固有信仰，是萨满教，那是一种与民族制度相结合的宗教信仰。当其建国，为了确立中国的专制君主权，便得寻求一种宗教，来打破民族的界限，导入超民族的、普遍性的精神信仰。与此吻合的信仰，唯有佛教。另一方面，在其建国之初的急务之一，是开发契丹内地的文化和经济，为此而实施了汉人的迁徙，在许多汉人由汉民族的居住地，迁到契丹之先，已为他们在契丹建立了寺院，并请汉僧居住，用以安抚汉人，藉此收揽民心。再说，在其领土之内的诸民族，主要是为了融合汉人和契丹人之间的矛盾，因此，采用了超民族的佛教信仰，便为辽朝带来了如期的好结果。因为「佛不仅是中国的宗教」，契丹人和汉人，便在通俗性的佛教关联下，结合起来。所以，辽朝的崇奉佛教，想其多少带有照顾辽朝政治局面的用心。

 

圣宗本人，对于佛教的理解，相当深切，故以国家的活力作背景，推行了以佛教治国的政策。首先，为了追荐供养对宋作战时，两国的阵亡将士，经营佛教事业，在各地建立寺塔，幸行诸寺，举行佛事，一个月中，饭僧万余人。由于皇帝首倡风气，佛教教团也就有了显著的发展机会，僧尼人数激增，高僧辈出。因此，私度的伪滥僧，亦复不少，故到统和年间(西元九八三─一○一二年)，再次下达禁止私度的命令。

 

兴宗也是皈依佛教的君主，他于重熙七年(西元一○三八年)受戒，翌年一月，召僧入宫，使论佛法，且因听《报恩经》的讲说而有感悟。他常行幸寺院，屡作饭僧佛事。重熙二十三年，为了纪念开泰寺的银佛像完成，举行囚犯的赦免。我们必须注意者，是兴宗的崇佛态度，便是他任命僧惠鉴为检校太尉等的措施，以任命国家的高官，来优遇僧人，僧侣而兼任三公三师等的高阶官位者，达二十人之多。因之，为了尊荣富贵而出家的人，也就不少了。

 

道宗在辽代诸帝中，可说是理解佛教最深，也是护法最力的一位君主，他对佛学，尤其是华严教学的认识，着有《大方广佛华严经随品赞》，另着有《发菩提心戒本》，他也通晓梵语。再从「一岁饭僧三十六万，一日祝发三千」的两句话中，也可看到道宗崇佛的热忱；不仅饭僧与度僧，同时也造了很多寺塔。现存于满蒙华北地区，许多建筑于辽代的佛塔，皆此一时代的作品。辽之佛塔，大致是八角形的十三层砖塔，塔的各层及各面，雕着佛菩萨像和天人等像，这种雕刻，虽属中国风俗，但从现存的辽之佛塔，也可看出契丹独特的风格。道宗一面设置戒坛，一面依循先帝的成例，以高阶官位的任命，来优遇僧人。在此皇帝崇佛以及朝廷外护之下的辽代佛教，出现了两大事业，那便是进行房山石经的续刻，和《契丹大藏经》的雕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