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南朝的佛教

 

宋武帝(西元四二○─四二二年)企图僧尼之淘汰而未实施，反礼遇什公门下的慧严及僧导等，至宋文帝(西元四二四─四五三年)，躬自就道生及求那跋摩(Guṇavarman西元三七七─四三一年)等探究佛理，并下问尚书令何尚之有关因果报应之理，请高僧至内殿讲经，又设八关斋于中兴寺等，大加保护。又有慧琳参与国政而被世人称为黑衣宰相。由此，当时望族之关系于佛教者极多，建康的佛教亦因之盛行。慧琳作有《白黑论》(均善论)，论儒佛之同异，以此为契机而引出何承天的《达性论》，慧远门下宗炳之《难白黑论》、《明佛论》，颜延之(西元三四八─四五六年)的《释何衡阳达性论》等连续对佛教教理作相互间的论难。

 

在这时代，从事译业的梵僧之可举者，有于宋阳王景平元年(西元四二三年)来华译出《五分律》的罽宾佛陀什(Buddhajīva)，元嘉之初来华译出《观无量寿经》的西域人畺良耶舍(Kalayaśas 西元三八三－四三一年)。宋文帝元嘉八年(西元四三一年)至建康，仅九个月即以六十五岁圆寂而译出了《菩萨善戒经》、《四分比丘尼羯磨法》等的求那跋摩，他使中国僧尼教团之受戒，成为可能。另有从海路自广州登陆，于元嘉十二年至建康，受文帝优遇，后在荆州从事译经，出有《杂阿含经》、《胜鬘经》、《过去现在因果经》等五十二部百四十四卷的求那跋陀罗(Guṇabhdra 西元三九四─四六八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