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积极与消极

候秋东

    这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奋斗进取成为这个时代的口号，于是人们普遍认为人生应该要积极，不应该消极。一个人倘若被批评说：“他最近很消极。”这就意味着他凡事不会有什么进展了。“消极”几乎与消沉、苦闷、悲观、沮丧的含义相近。反之，“积极”代表一个人充满活力、信心、目标鲜明，步伐快速，因此，比消极的人较能得到丰收的喜悦。“积极”之所以被赞许，“消极”之所以被呵斥，理由在此。
    但我们深一层观察，一个人倘若利用他的活力去追求错误的目标，并充满信心，步伐快速，有朝一日目的达成，结果会如何呢？岂不是落得害人害己的下场。
    社会上许多败类，有“学”有“术”，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想”，也很积极。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人物”给人的观感如何？于是我们有一种“积极未必是好”的领悟。俗语说：“有志者事竟成。”有“志”未必值得喝采，要紧的是看他立的什么“志”。所以《优婆塞戒经·毗梨耶波罗蜜品》说：“精进二种，一正一邪，菩萨远离邪精进已，修正精进。”
    假使我们再深一层观察，消极乃是对某种事物不感兴趣之谓，一个人若对他生而为人觉得无意义、无价值，以至于变成醉生梦死、行尸走肉，当然不对，但如果他只是对于作奸犯科，投机取巧，或对饮酒食肉、声色犬马不感兴趣，态度消极，这种消极至少对社会人群没有什么害处，假使他在“诸恶莫作”或“淡泊寡欲”之余，进一步能“众善奉行”或“转欲火为慧火”，那么他的表现便值得赞扬。许由、巢父的高蹈，陶渊明的退隐，似乎有“独善其身”的意味，但较之那些小头钻面或脑满肠肥者，这些人格清高的风范，对社会何尝没有贪夫廉、懦夫立的教化作用。因此，对于历史上这些“消极”的隐士，我们虽不必十分欣赏，但似乎也不用过于苛责。
    因消极而趋于消沉、苦闷、悲观、沮丧的人是值得同情的，身处五浊恶世，众苦交煎，生存何其不易，这些人都是较弱的一群，但决非不可救药的一群，因为本着他们对人世较深刻的体验与观察，何尝不能在“泪眼中见到天国”？他们有可能将消沉转为沉着、苦闷转为苦心、悲观转为悲悯，沮丧转为对昨日之我的扬弃，拉起人生的风帆，重新航向无边安乐的彼岸。
    邪精进的人总有一天会尝到苦果，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别看他们一时踌躇满志，趾高气扬，十分可恶，其实他们十分可怜，比起那些消沉苦闷的人，他们的觉悟较晚，解脱也较迟，他们必须等到心中的“妄想”行不通，计划不受欢迎，进展受挫折和延迟，以及身心交瘁和灰头土面之际才会“猛醒”。万一他们的“福报太大”，得以“所求如意”，那么他们的罪业有可能延到来生，直至恶贯满盈，罪报纷至，他们才有“良心发现”，“改邪归正”的一天。
    一个人积极地“明悟心性”，发展完美的人格，充实学识，提高智慧，端正品行，利乐有情，无论如何是正确、有意义的。但是过度奋斗进取的结果，也使人精神紧张，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减低工作效率，造成所谓的“欲速则不达”，“其进锐者退速”。因此，积极精进的人应该要注意到孟子说的不“揠苗助长”，“勿忘勿助”，“盈科而后进”，佛家说的“平等修集，不急不缓”(《优婆塞戒经·毗梨耶波罗蜜品》)以及“沙门学道……心若调适，道可得矣。于道若暴，暴即身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恼，行即退矣，其行即退，罪必加矣。但清净安乐，道不失矣”(《四十二章经》)。
    消极于罪恶之造作或欲望之追逐的人，无论如何可享有较多的逍遥，所以自古云：“知足常乐。”他们不必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胸中没有冰炭，脸色不必伪装，但假若一切贪欲没有了，连正当的希望也没有了，低俗的趣味放弃了，连带也放弃高贵的理想，否定一切事物的存在与价值，使生活由悠闲、轻松、宁静，变成无所事事，懒散、无聊，这便是非理的消极，也是佛家所呵斥的“恶取空’’，达不到“空灵”、“空明”，而是走向“枯寂”、“死寂”。因此，我们要知道正确的消极，其目的只是为要腾出宝贵的光阴，洗净心灵的污垢，宁静致远，悲智双修，建设净土，而不是自得其乐，或放弃一切。
    综上所论，可知积极未必是好，消极也未必不好，这要因事而论。而且积极与消极应讲求分寸，过分的积极与非理性的消极都是无益、有害的。
    一般人以为西方思想较积极、进步，东方哲学较消极、保守，显然只是肤浅的看法。平心而论，西方人与东方人各有其积极奋斗的方向，也各有其消极、漠视的一面，近代西方知识分子重视物质的研究、增产、控制与享用，而漠视精神主体的启发、修养、开拓与净化，东方古圣先贤反之，重精神而轻物质。同为追求人生至乐，只是看法有别，努力目标有别，以东方圣哲的立场来看，幸福之本在心不在物，西方唯物论者以为物质是基层建筑，精神是上层建筑，物质为先，精神为后，究竟谁是谁非，只有各人凭智慧去思索了。《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论语》有子曰：“君子务本。”树犹有根，人可无本吗？

   摘自《真智慧之门》